PPP的超级杠杆作用
    随着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PPP俨然成为时下最流行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PPP称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主要指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设立特殊目的的项目公司，负责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或“政府付费”等模式使得私营机构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公共物品的价格和进行质量监管。2014年12月2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明确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将吸收社会资本参与，采取债权、基金等形式，为“走出去”企业提供长期外汇资金支持，需要采取金融创新的方式来带动民间资本（如PPP模式等），使资金链更能满足大型基建的需求。
    国际上，PPP模式作为一种投融资模式为基础设施提供更多资金，同时施工企业可也将他们高效的管理经验和实际操作模式直接在基建项目中体现出来，通过早期介入，长期合作，与政府建立互助互信的关系，帮助政府少走弯路，降低项目风险，通过“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提高公共物品的供应效率，实现项目的价值最大化。
    虽然PPP在中国刚刚兴起，但是在“一带一路”的沿线不少国家，已经广泛使用，从效应上看，PPP模式一方面可以帮助弥补融资的缺口，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私营机构的管理能力和创新意识，保证投资的高效性和回报率。PPP可以看做是资本市场的杠杆，撬动庞大的民间资本，实现金融创新，有效解决市场和资金长期矛盾。在“一带一路”中，交通（铁路及公路）、能源和城镇化可视为PPP投资的三大领域。其中清洁能源的普及和利用将是PPP投资的一大热点，区域性投资或者是连片开发，也会吸引大量的民间资本涌入。
    PPP模式也可以为未来产能合作创造新机遇。PPP模式可以使得中国许多企业特别是施工企业与各国政府部门成为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一方面可以通过签署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合同保证项目顺利完成，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促成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产业、贸易、文化和思想上的互联互通，同时在经济上加强中国与多国的亲密关系。通过“一带一路”的政策衔接，把资源、资金和中国企业的优势有效结合起来，使项目迅速落地。当PPP在“一带一路”项目的盈利模式成熟以后，它将作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金融产品，吸引不仅是中国，而是沿线60多个国家的民间资本发挥极大效益，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实施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施工企业的困境
    虽然理论上海外PPP市场大有可为，以中国为主导的“一带一路”是施工企业百年难遇的好机会，但是由于国内的PPP市场刚刚兴起，大多企业存在经验不足、缺乏有力的操作模式的情况，而且现在很多PPP项目集中获批，甚至盲目上马，企业难以掌握详细的操作模式，更缺乏技术支撑，比如并没有真正了解物有所值理论和操作模式，不具备全寿命周期成本的概念等。从另一个角度讲，施工企业缺乏强有力的PPP团队，很多单位都处在摸索期，缺乏一个整体的构思和操作模式。
在国际市场上，PPP项目的竞争性谈判招投标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企业需要一个强大的既熟悉当地法律法规，又熟悉国际商务操作惯例的专业团队，以确保风险的合理分配和股权构架的独特设计，确保特许经营权的融资安排和法律合同框架的达成。
    而在中国，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项目承包企业，对PPP都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特许经营权的金融市场评估也还没有体系。施工企业在PPP行业积累的底子不厚，经验不足，信心不够，信息不灵，语音不通，团队不强，实在是有太多的烦恼，太大的风险。而且，许多沿线国家还处于市场极不稳定的阶段，法律构架和PPP顶层设计不完整，因此也使得项目资金回收的安全系数低。大型对外承包商网络基本覆盖所有较容易开发的国际市场，剩下的为难以进入、竞争激烈以及中资企业不具备竞争实力和空间的市场。
    当前国际工程领域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投融资能力的较量，而这种融资能力正好是中国企业的短板。目前，大多有海外业务的企业还停留在总承包的阶段，即使签订了PPP项目，也只是停留在建设部分。这和企业的海外战略有直接关系，中国企业“走出去”往往追求快速地拿项目、做工程，但是缺乏持续经营和维护市场的意识。基础设施需要持续经营，一个项目可能要花费20-30年的时间，持续经营是PPP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PPP项目真正的赢利点是项目开始正式运营之后。

    PPP的冷思考
    “一带一路”给“走出去”企业创造了很好的机遇，可以预见以PPP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一股大浪潮，席卷沿线的多数国家，弥补政府投资的不足。然而在热浪面前，依然需要冷静的思考中国企业的问题和市场的风险。
    首先，PPP作为一种商业模式，是以盈利为目的，不同于过去的政府援助项目，无论是借贷机构还是社会资本（承包商）都有很大的还款压力，但是项目操作需要一段时间，而且由于国际市场的复杂性和项目的规模性，可能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等，任何汇率波动、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都有可能对企业的融资稳定性带来极大的冲击。而大部分施工企业的国家属性，注定其商业敏感性不够强，大家还是指望依赖中国政府，缺乏有力的创新能力和项目的长期管理能力。由于机制的限制和以往“低价中标”的操作惯例，PPP往往会沦为招揽工程项目的工具，为了做项目而做PPP，不考虑长期效益。
    其次，政府在推动“一带一路”时对PPP模式的关注度不足，一方面没有联合各国地区政府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企业操作的、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性PPP规范和操作流程，无法对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获得PPP项目起到制度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的融资渠道还不够通畅，对项目的前期扶持力度还不够，很多企业就会因为前期投入大、风险高、市场培育不足而半途夭折，企业往往关注短期利益而往往不具备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这和政治体制以及企业的管理体制有关系。
    第三，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感不强。作为境外投资者，在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后，需要快速地本土化，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参与到当地的社会公众事物中，某些情况下，还需要有积极干政的决心和勇气，要成为当地决策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具备这些就很难获得认同感，甚至还会招致当地民众反感或者抗议，而收益率偏低的项目，在当地政府保护不利的情况下可能会颗粒无收。
    另外，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保护也是中国企业不太注重的问题。斯里兰卡政府以审批程序不符以及环保问题为由，暂停中国公司在斯里兰卡某项目的执行，要求等待最终评估报告出台。而波兰A2公路项目也就是因为雨蛙的问题，使得项目不得不延期，最终走向失败。
    最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发展水平较低的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原本就缺乏充足的资金用于相关投资，这也是为何亚洲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的根本原因之一。施工企业没有与当地的资本市场对接，完全依赖于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的投资，或者自有资金，一旦金融市场波动，项目资金链断裂，再次融资渠道就会变得非常脆弱。
    从全球来看，私人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领域的占比不足0 . 8 %，与其充裕的资金规模现实极不匹配。特别是资本还面临着海外投资缺乏安全保障、跨境基础设施的融资市场不完善等问题，例如“一带一路”跨境基础设施融资以政府和国际组织为主，还没有开发出适合私人资本参与的投资产品和项目。

    “一带一路”PPP市场的四大战略
    一、投资平台战略
    “一带一路”除传统的总承包模式外，应该探索股权投资、建设相结合，基础设施合作等多种商业模式，实施跨境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解决投资者退出的渠道问题；并且建立“一带一路”跨境基础设施证券交易所，为国内乃至沿线私人资本参与“一带一路”跨境基础设施投资提供平台。中国需要由大型承包商按照契约精神，发起建立“一带一路”的PPP合同标准，在尊重地方行政法规的同时，保障私营投资机构的权益，引入安全的退出机制。
    二、全产业链战略
    施工企业需要延伸产业链条，与外交、商贸、发改、财税等有关部门密切协同、高效配合，与国外相关方面磋商和促成一批国内外民间资本为主的“一带一路”PPP项目，打造典型范例的同时，强调基建与相关产业上下游服务咨询业相结合，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运作工程项目的同时，施工企业还可以联合国内优势产能企业，对外转移，实现“一带一路”的产能合作，促进全产业链的共同发展。
    三、高端人才库战略
    施工企业应该联合成立“一带一路”PPP研究中心，积极培育和促进国内专业机构、中介组织、智库平台和高校研究中心等，开展配合“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相关PPP机制创新的科研、咨询服务和专业团队定向支持，同时形成一种熟悉国际环境，了解海外操作模式，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才挖掘、培养 机制，形成PPP人才库。
    四、本土化战略
    施工企业需要与当地企业和机构合作，实施真正意义的本土化战略。项目团队需要进行一定数量的所在国人员配比，特别是管理团队需要本土化意识，可以通过海外并购的模式，吸取海外的优质资源，在最短的时间了解当地的操作惯例、具体的工作模式和社会民族习惯。

    总结
    “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在于“合作”二字，它追求的是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以PPP投资带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主旋律。然而，国内PPP概念推动还缺乏时间进行消化，实际操作层面缺乏成熟的PPP承做企业。要建立“一带一路”的“海外战略智库”，需要有经营的头脑，建立好平台，从全产业链的概念出发，发挥独特的资本优势，避免打价格战。
    在海外，自家兄弟要互相扶持，不要自相残杀！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企业需要引入大量的国际化复合型海外专业人才，要建立专业人才库，打造本土化的国际经营团队。我们的项目经营在产业链条的低端，要逐步向设计咨询、工程管理、项目运营等高端产业链延伸。利用好亚投行、丝路基金和欧亚基金等金融支持，实现合作共赢。
    摘自《国际工程与劳务》杂志